兩萬哩深藍的魚 無用外部知識記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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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

從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館,中國的各種抗戰紀念館及解放紀念建築,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碑,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集體回憶可以部份地由他們所選擇興建的紀念建築來代表,他們選擇用記念建築來紀念些甚麼,或者更值得註意地,不紀念些甚麼,會是他們的集體回憶的一個指標。 集體回憶亦由「再現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 即文字、圖片、影像等)的不斷製作而得以持續。在這個媒體時代,特別是由於過去十年數碼化的不斷發展,出現大量的「二手記憶」(second hand memories),某些故事和影像被重新製作甚或重新建構,但也受到新影像或其他「再現形式」的挑戰和質疑。今天的集體回憶跟古代口述文化的集體回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當時還未有印刷技術或運輸交通這些促成想像的共同體(由班納迪克.安德森提出)形成的要素,不像今天人們會跟從來不認識的人也分享著一種共有性和繼承傳統的意識,就像我們會感到跟來自同一個國家、地區、城市或民族的人有一種「血緣關係」。 這個最初由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體回憶概念一直被人從不同角度來研究和延伸: James E. Young提出跟集體回憶相對的「被收集的回憶」概念(collected memory),指出記憶本質是分散的,不完整的,是需要進行收集以及因人而異的。而阿斯曼(Jan Assmann)則發展出「傳遞性回憶」,一種建基於日常通訊交流的集體回憶的分枝; 回憶在這種形態下跟在口述文化中的類似,都是從口述歷史的過程中被收集和變得「集體」的;阿斯曼也提出集體回憶的另一些形態,即可以跟日常生活區隔開來,可以被實物化和固定下來的(fixed points),例如文字和紀念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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